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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农民工到女商贩:出门闯荡这些年我从未恐慌

“出门闯荡的这些年,我过得很辛苦,有很大的局限性,也遇到过许多不公,但我从来没有生出长久的恐慌感。我总觉得,无论世道如何变化,我总能找到一口饭吃。”

邓芬的故事,是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一个缩影,她从重庆大山走出来到上海打工,再回到重庆市区安家。不同的是,吃苦耐劳之外,邓芬的眼界和头脑,使她跨了多种行业的人生,始终有一层自信的底色。

口述 | 邓芬(化名)

主笔 | 王海燕



闯荡和留守

我是重庆云阳人,我第一次出门打工,是为了赚钱退婚。当时是1988年,我18岁,已经订婚了,对方家里出了500元礼金。我跟未婚夫其实不熟,没过多久就不想嫁了,但退婚得还礼金,而礼金已经被我哥哥娶媳妇用掉了。

我打工的地方在湖北仙桃,这个地方现在做口罩很出名,那时主要是建房子,男的去做建筑小工,女的在砖厂垒砖,一天能挣2元钱。我在仙桃只做了3个月,还礼金是不够的,但那一年仙桃总下雨,没法干活,村里人都要回家,不许我一个人留在外面。我就只好回家去结婚了。

这门婚事不算美满,但有一点我倒很满意,就是我丈夫家住在公路边,交通方便。因我娘家住在山上,我小时上学,来回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,如果家里卖粮,我们几个孩子就要用背篓背到公路边才行,累得愁眉苦脸。所以我从小就想,如果有一天能住在公路边上,那该是什么神仙日子。

1989年,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,第40天时夭折了,我受了一些打击,但还能承受。那时农村孩子夭折得多,比如我妯娌有个孩子,已经怀了好几个月,结果是个死胎,只能引产;我丈夫二姐有个孩子,养到3岁,在水缸里不小心淹死了;我丈夫大姐有个孩子,养到初中,被同学捅死了。孩子没了,女人们就继续生。

我的第二个孩子是1991年出生的,女儿,她出生后不到两个月,我丈夫就出门去打工了,跟村里所有的男人一样,去上海进拆迁队或建筑队。要么在浦西拆厂房民居,要么去浦东盖大楼。后来两个孩子来上海玩,路过一些著名的高楼,他常常会说:“我在这个工地上干过活儿。”不过可惜,建好后,他再没进去过。

从农民工到女商贩:出门闯荡这些年我从未恐慌

图源:视觉中国

我丈夫去了上海,我在家也没闲着,借钱买了磨豆浆的机器,开始做豆腐。豆腐营养好,又比猪肉便宜,在那个年代的农村,算轻奢食品。做豆腐很赚钱,有50%的利润,剩下的豆腐渣还能养猪。并且我的生意做得灵活,农民如果没钱,用黄豆换也可以,我的生意不错,一天能挣100多元,而我丈夫当时在上海,一天工钱只有30元左右。

所以后来我丈夫就回家了。1993年,我又生了一个孩子,家里继续做豆腐,还开了一家小卖店,养了十几头猪,建了新房子,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眼看着日子就红火起来,但忙碌使人心烦,我和丈夫原本和和气气,那时开始吵架,甚至打架。

其实归根结底,还是我俩价值观不一样:我丈夫勤快老实,谨小慎微,信奉靠力气吃饭;我却灵活大胆,自有主张,最看不惯因循守旧、不动脑子,两个人的矛盾也就在所难免。我丈夫比我高近20厘米,但打架我从不认怂,起码嘴上气势从没输过,结局自然是常常吃亏,但我丈夫也没讨到什么好,心情难以平复,所以两人也就只能继续大战下去。

到1996年,我感到实在过不下去,准备离婚了,甚至带着孩子去娘家住了好几个月,但最后还是没下定决心,个中原因很难一句两句说清楚。主要是怕离婚后,孩子跟着后爸后妈受苦。不过,家庭氛围搞成这样,对孩子更不好,那时我俩一打架,孩子就跟着哆嗦。思来想去,我决定也去上海打工,但得让孩子知道,爸爸妈妈总还是要回来的。

从农民工到女商贩:出门闯荡这些年我从未恐慌

图源:视觉中国

我刚去上海时真是乡巴佬,连红绿灯都不会看。我丈夫耀武扬威,并不教我,每次带我出门,交通灯一变,他就把我一推、一搡或是一拽,仿佛我是个大笨蛋。我自己后来慢慢观察,才发现了“红灯停,绿灯行”的道理。所以我们这样文化不高的农村人,一开始进入大城市,是很无助的。

和其他村里人一样,刚去上海时我跟丈夫一起借住在拆迁工地上。但那里实在太脏了,最近的公共厕所在一公里以外,很多人就选择随地大小便,整个工地上,到处弥漫着一股骚臭味。我实在受不了,找了老家一个熟人,去了她开的花店打工。我去的时候正赶上情人节,店里很早就囤了很多玫瑰(我第一次见),到了情人节那一天,我们就把花瓣撕开一点,使劲用嘴吹开,吹得蓬蓬松松的,又大又漂亮,10元一朵。

我看得目瞪口呆,心想,上海的钱可真好挣啊。一开始我自己也想开一间花店,但我没钱,又被鲜花在情人节后的价格暴跌惊吓了一番,立刻就打消了念头。但我还是想出去做生意,不想给别人打工,所以我开始观察其他的小商小贩,卖的什么,原材料有什么,价格多少,利润多少。

经过一个月的观察和自学,我开始在早上卖山东煎饼,下午先后卖过凉粉和炸鱼儿。我给自己的定位是,一定要做有钱人的生意,教训来自同行,有些专门做农民工生意的小老板,一个饼特别大,卖五毛钱,还要跟顾客纠缠不清。我说的有钱人,指的是上海本地人,比如他们会早上买煎饼给孩子,加个油条和鸡蛋;下午很多人买了小鱼儿,则是自己回家当个下酒菜。

小鱼儿为什么有人买呢?我注意到,是因为那时上海的弄堂居民,住房很紧张,常常一家三代人挤在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,夏天做饭热得要命,他们也就宁愿在外面买。这样的上海人,在本地人看来可能也属于底层,但在我看来已经是经济上很有余裕的另一个阶层的人了。

我的小摊生意其实还不错,但孩子爸不愿意干,觉得丢人、琐碎,所以除了每天帮我生好火,他是不会帮我做事、帮我出摊的。但实际上,那时活儿少,拆迁工地上,实际的劳动力常常是所需劳动力的3~4倍。我丈夫脾气还不好,学不会讨包工头的欢心,能分到的活儿就更少了。

所以1988年我公公病重,是让我丈夫先回老家的,结果回家没两天,又喊我快回家,说公公病危。我当时刚刚买了1000多元的烤串设备,准备升级一下我的摊贩事业,这些也只能扔掉,好在没多久,我公公就痊愈了。但我闯荡的第一阶段,就此中断,见识有限、视野狭窄、启动资本太少,还有很多难以预料的黑天鹅事件,这是我以后的上海生活中,将会不断遇到的。



局限和突围

回到老家,我公公的病很快好了。我本来想继续做豆腐,但那时竞争大,生意已经不可能重回两年前的辉煌。所以2000年,我跟我丈夫一起,又去了上海。这一次我俩真倒霉,先是他在工地上受了伤,后来我又做了阑尾炎手术,于是好长一段时间,我俩不但没有挣到钱,甚至赔出去了不少老本。

也就是从那时起,我下定决心不再做流动摊贩。所以我找孩子的三姑借了6000元钱,盘了一家小饭店。孩子的三姑,当时是我丈夫的兄弟姐妹里最有钱的,对我们也最好,她在老家当民办幼儿园老师,前夫还是镇上的会计。

那次盘的饭店不大,8张条桌,请了一个拉面师傅,工资800元,外加我和丈夫,总共3人,却想什么都做,除了主打的拉面,我们还做了东北水饺、馄饨、快餐和炒菜。那个店,每天早上4点半就开始生火,凌晨2点才关张,拉面师傅只负责拉面,还常常中途溜出去看电视,剩下我和我丈夫,每天累得要死,下午和晚上,加起来能睡5个小时就不错了,每天恨不得走路都闭上眼睛。

从农民工到女商贩:出门闯荡这些年我从未恐慌

很多农民工进城,白手起家做生意,都是从摆摊开始。地摊经济也是一个重要的就业来源。

这个店只做了两个月,店门口就开始清除绿化,准备打围挡了。作为拆迁行业的业内人士,我和丈夫都知道,这是要建什么项目的前兆,所以当机立断把饭店转了出去。店铺转出去过后,我们一算,虽然每天进账有几百元,但支出更多,连本钱都赔进去不少。把店转出去后,我才知道店铺附近,正在修上海地铁二号线的一个出口。

也就是在那一年,我老家的邻居在上海地铁二号线的另一个工地上做工,隧道垮塌,被压死了,留下老家的妻子和两个孩子,分别是7岁和5岁。他们后来获得了十几万元的赔偿款,在那个年代算比较多的。

第一次开店失败,本钱也所剩无几,我只好又去当流动摊贩卖水果。水果利润不错,卖价是买价的5倍,只要天气好天天能上街,总能挣到一些钱。但偏偏那一年上海的雨也特别多,又大又急,我进货回来的水果,都堆在拆迁工地空地上,常常淋雨,西瓜一淋雨,就接二连三炸开。卖水果也很累,加上我常常淋雨,于是没过多久就得了支气管炎。

我就琢磨着,确实再也不能干这个了。刚好那段时间,我们一个当包工头的亲戚,从一个安徽人手里盘下了一家小面包店,卖一种现烤法式小面包。我的包工头亲戚一共花了2.7万元才盘下这家店,才3个月左右,已经有了1万多元的净利润。

我对这个利润率和销售数量感到很吃惊,所以也请求去他家店里打工,甚至提出可以不要钱。我的私心就是想学会了自己开店,人家一眼就看穿了,不但不许我在店里做了,还把我从拆迁工地上赶走了。但他们越防着我,我越觉得这生意可做,干脆去找了盘店给他们的原面包店老板。

老板是安徽滁州人,做包子起家,后来又转做面包。那时上海人买面包,一般都是按个,算下来两三元甚至三四元一个。所以,他们换了一种模式,即使带馅带烤肠带肉松的面包,都是论斤卖,折算下来才不到1元钱一个,生意也特别好。

那位安徽老板开了很多分店,盘给我亲戚的只是其中一家。我去找他学,交1万元,他包教会,并且准备好整套器材,只需要我自己找门市。当时我打工的师父家,有七八个学徒,还有很多连锁店,挣得盆满钵满。后来想想,这正是安徽人和四川人的区别,四川人在上海下苦力的多,安徽人则全部都在做生意,下苦力的人只知道零和竞争,做生意的人则强调共赢。

第一次开面包店,是我人生最大胆的一次,我找一个远房亲戚借了1.5万元,找孩子三姑又借了8000元,还找其他人1000元、2000元借了不少,显然是准备一定要开面包店。后来等到债务还清,我才仔细一算,最多的时候,加上老家建房子的欠款,我背了近5万元的债务,每次想到,就一身冷汗。

从农民工到女商贩:出门闯荡这些年我从未恐慌

进城务工人员虽然社会地位边缘,却往往渗透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。(朱嘉磊 摄/IC photo 供图)

学会做面包后,我的第一门市开在定海路,用上海本地人的一楼房子,临街的墙打掉,用木板把街道以外的部分包进去,做成了一个违建店面,开始卖面包。我在那个地方做了大概半年,生意特别好,光中秋节卖月饼就赚了1万多元,所以不到过年,我就把债务还清了。

但这个门市我只做了半年,就主动搬走了,因为店面实在太小,除了做生意,没有地方吃住。本以为离开这家店,再找一家不是难事,但从那以后,我开面包店再也没有顺利过。不到2年,我先后搬了5次店面,每次生意都不错,但最短的做了7天,最长的也只做了4个月。最短那次,是因为烤箱功率太大,把电线烧了,房东不愿意给我们再接电线;其余的都是因为拆迁,比如有的我们预计起码能做一两年,但转眼就拆了;有的店,旁边都没拆,独独拆了我们开店的一小段。

总结起来,还是因为我想控制成本,找的都不是正规门面,而是违章建筑,所以不可控因素就很多。而且现在想起来,那时候安全隐患多大啊,比如我做的有一个店,房子是木头的,后面一家店做外卖盒饭,每天三个大灶,从早到晚没停过,我家两台大烤箱,24小时开着,中间一层薄薄的木隔断,我和我丈夫就住在隔断边的楼梯间下,只感觉热得要命,却从未想过安全问题。

如此冒险,当然是为了省钱,省钱则大半是为了孩子。在上海时,我自己店里招过两个老家的孩子,一个是我姐姐的女儿,初中毕业就来上海打工,跟着我们做面包,睡在面包店里阁楼上,特别辛苦;还有一个是村里的邻居,来上海时只有15岁,在我的店里没做多久,跟一个外地做面的师傅谈恋爱跑了,没有音讯,后来我到处去打听才把她找回来交给她的家人。

这样的孩子,是我们老家大多数孩子的命运。你也不能说多差,但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这样。我自己只读了小学,总想多学点文化,但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允许,所以自己的孩子长大,我生怕有一天,我拿不出学费供他们。

从农民工到女商贩:出门闯荡这些年我从未恐慌

街边的流动摊贩不光是很多人的生计,也方便了城市居民的生活,创造了城市的人间烟火。

因为面包店太累,搬家又多,我又开始找其他门路,选的是做堆场,就是把拆迁工地上的建筑材料,比如门窗、地板、琉璃瓦,以及各种木料回收过来,整理好,再卖出去。做这个生意的,大都是川渝人,因为跟拆迁工地熟,有货源。

跟卖面包比起来,做堆场称得上又轻松又赚钱,有时我晚上去拆迁工地上拉货,根本不用拉回场地,转手卖给浙江湖州人,做再生板材,一车货,转一次手就能赚好几千块。现在淘宝上卖的很多低价家具,就是这种材料做成的。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把拆出来的各种材料整理好,再按二手建材的价格卖出去,大多数卖的都是大宗货物,所以很省事。

做堆场是我在上海做得最长久的生意,从2003年一直做到2011年,相比开面包店,这门生意轻松自在得多。唯一不足的是,做堆场也不是正规生意,只能在郊区,租的都是一些闲置荒地,没有任何生活设施,我们得自己用木板搭房子、打井、掏旱厕,并且也常常搬家。我说的木板搭房子,可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油光锃亮的森林小屋,而是各种破木板废料,跟打补丁一样打出来的花花绿绿的贫民房。

做堆场是一门性价比不错的生意,即便如此,我们也是被排除在上海的正常居民生活之外的。不过比起开面包店时,我和丈夫两个人只能挤在揉面的案板下面睡觉,堆场的生活赛神仙,房子想搭几间就几间。



落脚城市

2011年,我离开了上海,那时上海的大拆大建接近尾声,我的两个孩子也不需要我操心了。但我也不想回老家,一是村里、镇上或县里都不发达,没有生计;二是我习惯了上海的规则,做生意就做生意,清清爽爽,没有家长里短。

我没有那种落叶归根的想法,跟老家人的感情似乎也说不上多深厚。所以我最后在重庆买了一套商品房,是一个新开发的区,周围正在新建政府大楼和万达广场。我在重庆市里一个人都不认识,一开始也不知道要做什么,本想继续做堆场,结果发现重庆没有相关的产业链。后来也考察了一些其他小生意,都没有定下来,决定先把房子装修好,住进去再说。

就在装房子的过程中,我发现对我来说,装修可能是门不错的生意。首先我做了许多年堆场,材料好坏,我一眼就能看出来;其次,装修很繁琐,一般人嫌麻烦;最重要的是,我能感觉到,很多在外务工的人,渐渐都要回乡进城买房了,这个市场很可观。

打定主意后,我就去找自己装修时的一个工人,跟他合作。这个工人做生意没什么天赋,但技术不错,又对当地很熟,正好跟我互补。一开始我们只能在小区的一楼租居民房当仓库,后来生意渐渐走上正轨,我跟合伙人分家,独自搬进了万达广场的正规门市。那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,第一次在正规的门市里开店。

做装修的过程中,我渐渐对房产市场有了一些了解,很快就催促并帮助我娘家的哥哥和姐姐也在我所在的小区买了房。他们买了过后,那里的房价翻了一倍,还解决了孩子的上学问题。

从农民工到女商贩:出门闯荡这些年我从未恐慌

图源:视觉中国

现在,我的装修生意已经做了近10年,找客源已经不是问题了。我还重新找了一个合伙人,是个大学毕业生,原本是我的客户,我俩合伙后,我可以在组织工人、材料把关、施工琐事上给他经验,他则能带给我一些新的思路,包括年轻人喜欢的装修风格。

去年新冠疫情过后,我还准备回老家开个养殖场,最近正在考察当中。其实无论做装修还是养殖场,对我来说,钱本身的意义都远小于挣钱的快乐。其实我从小就爱做生意,别的小朋友还在捏泥巴,我就要去割艾蒿卖钱。

回首我这么多年的经验,我算不上一个成功的生意人,毕竟曾白白错失过很多良机,但我也未曾行差踏错。我记得2000年左右,传销盛行,无论我婆家还是我娘家,整个村子几乎都全军覆没,栽进传销;2006年左右,我丈夫家的所有兄弟姐妹,都被骗进了一个拆迁项目,至今未能完全清账。这两次我都独善其身,原因很简单,一个煎饼的成本多少、卖价多少、怎么想办法卖出去,这是我能理解透彻的事情。对我理解不透彻的事情,我从来不参与。

以前我女儿上大学时写过一篇文章,大意是说我们这样的农民工,因为社会发展和不公,一直生活在恐慌中。那篇文章在网上传播很广,连我身边都有一些人看到了,觉得写得很贴切。我倒不以为然,在我出门闯荡的这些年,我过得很辛苦,有很大的局限性,也遇到过许多不公,这些都是真的,但我的确从来没有生出长久的恐慌感。我总觉得,无论世道如何变化,我总能找到一口饭吃。

当然,我也是这样教育我的孩子的,我不要求他们去做一些所谓稳定的职业。我相信,这个世界上,唯一能让你稳定的,就是你自己的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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